读经少年归来

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来自台湾地区的学者王财贵，建立了一套名为“老实大量读经”的“理论体系”，在大陆宣扬通过全日制读经来培养圣贤。当时，国学热逐渐兴起，“读经运动”很受欢迎。

今年6月，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学生在东林书院里举行公开讲学、表演话剧《屈原》(蒋芳/摄)

十多年前，“读经运动”进入高潮，国内涌现了近百家读经学堂，大批少年从传统教育体制中跳出来，进入读经学堂求学。然而，读经到底是在培养人才，还是在毒害孩子？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争论不休。

十多年过去了，最早一批被贴上“读经少年”标签的孩子们已经成年。他们过得怎么样？记者近期找到他们，试图用他们的成长定义是非，引发思考。

读经班走出的“码农”少女

“我遇到的这个圈子里的大部分人，都被要求服从和听话。等我真正走上社会，发现很多是在灌心灵鸡汤”

“我有躁郁症和强迫症等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，但这都是家庭造成的，不能甩锅给读经班。”

见到宋金阁，你不会认为这个长相清秀、表达流畅的女孩子“有问题”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她在简单寒暄之后，直接道出了自己的病情，不掩饰、不尴尬。

2008年，宋金阁小学六年级，母亲瞒着父亲把她偷偷送进了当地一家私塾。某个清晨，她拎着书包藏起行李说去上学，过年前再没回过家。喜爱传统文化的母亲认为，宋金阁成绩不好源于品行不端、不服管教，普通学校教的东西都不对，急需正知正见的灌输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宋金阁觉得母亲是对的。直到成年之后才发现，她所谓的“不听话”其实是强迫症伴有严重读写困难。

12岁的少女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，会很自然地搜寻同类。宋金阁发现，同学们大多家境优越，只有少数是像她一样被送进来管教的。年龄最小的是一个出家师父收养的孤儿，只有5岁。

在这家私塾，每个学生按照学习计划背诵与自主学习，主张“内求”，不提问、不解经，背不下来的时候体罚是常见的。“有一次背诵到晚上12点还不行，我被铁戒尺打了50多下。我倒也没有不满，因为大家都要对自己定的读书计划负责任，就像你上班迟到就要扣工资一样。”

在这样的氛围下，读写困难的宋金阁背完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，《孟子》也背了一半。

私塾往往都涉嫌非法办学，因此，读经的孩子免不了四处求学，辗转多个城市也是常事。宋金阁离开第一家私塾后，先在家待了一段时间，后又去了江西、河南等地。江西的那所书院在赣州，他们师从一个业内颇有名气的书法大师吴鸿清。学的虽然是书法，但方式上却跟之前上的读经班相似，一样不教技巧思路，不讲解内容，只要求一直不断地描红，在描红的过程中自己参透、悟道。

“我遇到的这个圈子里的大部分人，都被要求服从和听话。等我真正走上社会，发现很多是不切实际的，是在灌心灵鸡汤。”长大后的宋金阁认为，自己那几年学的充其量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有些甚至是民俗和迷信，真正的国学应当涉及哲学领域，离不开思辨和讨论，是一门需要秉承科学精神钻研的专业。

访谈间，宋金阁两次拿出哮喘喷雾，抱歉地对记者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老毛病。”长时间诵经造成的声带受损，三年多躁郁症的药物治疗，她的心肺和肾脏功能受损，精神状况也不太稳定。但从2017年开始学编程，她觉得自己找到了“人生乐趣”。

如今，宋金阁生活在上海做一个普通的“码农”。“很多人问我，你考文学类专业不是跟玩一样？为什么不找一个挨得上的工作？其实，我的个性比较一板一眼，追求事物的逻辑性，编程让我很开心，只可惜没有数学和英语基础，发展前景不好。”让她觉得有些讽刺的是，虽然很不喜欢读经班，但回头看自己耐得住寂寞，坐得住，工作不怕苦，以及记性特别好的优点，似乎又都是读经班的“副产品”。

“对像我这样从读经班出来却又想要有一番作为的人来说，眼前没有路，过往被社会和舆论否定，对内在韧性的考验才是最大的。”宋金阁说，可能今后我还是很“菜”，但是我真的拼尽全力在生活。

从文礼书院退学的少年

“我今年20岁了，长大了，经历了这些，读了很多书，人生还是要以自己的理想为中心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”

文礼书院，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竹里乡，以包本背诵三十万字中西文化经典(简称“包本”)为基本招生条件，是读经圈向往的最高学府。

徐子生，来自台湾地区，9岁读经，7年“包本”，16岁进入文礼书院，18岁退学。

几个月前，记者加入了一个控诉读经班的微信群，群里的家长遍布澳大利亚、法国等地，都在谴责读经班曾让自己的孩子受到身心伤害。徐子生的父亲也在其中，他早年从台湾地区到杭州发展，是一位艺术家，也曾参与文礼学院早期的创办。

因为不适应内地的教育模式，徐子生9岁时从杭州的小学办了休学，和姐姐在家一起“包本”。有时他也会跟随父亲去相熟的堂主那里待上一个礼拜，看其他人是怎么学习的。“坦率说那时候确实年龄还小，没有很强的思辨能力去考虑我当下要什么，未来想怎样，觉得父亲说的有道理就稀里糊涂开始读经，并且一度只读经，别的都不学。”

由于是自学，徐子生花了七年时间才完成“包本”。跟他同期进入文礼书院的同学，平均用了三四年，快的只要两年。也因为这个原因，后来的学习强度和压力令他不堪重负。“每天四点起床，从早学到晚，我的睡眠质量很差，又不想落下功课，后来得了严重的干眼症。”徐子生说。

除了生理上吃的苦，学习上的困惑也不少。大多数读经班都宣扬“先求熟读，不急求懂”，也就是要求孩子们先“包本”三十万字，待进入文礼书院统一解经。但真正进入文礼书院后，徐子生期待中的解经、讨论、辩论和质疑都没有过。

他举例说，说到跑步，他会说这是很低端的，我们中国人就应该打太极；如果说音乐，则说我们中国人就要弹古琴，吉他什么的其他乐器都很低端……几乎整个学习的过程中，都是一边倒地灌输。

作为“老实大量读经”体系的早期追随者，了解得越多，徐子生跟父亲的质疑越多。沟通无果之后，他决定从文礼书院退学。

在家里休息了一年多，一度以为要瞎了的徐子生恢复了健康。回想起自己读经的这段经历，觉得生理的问题或许是个体的，但读经班存在的问题是共性的。“读经本身就好比说要读书要学习一样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永远都不错。但大家普遍认为，现有的读经方式，尤其是‘老实大量读经’非常不利于青少年成长，跟学术研究规律也是相悖的。”

今年9月份，徐子生即将去加拿大上大学。从小对艺术和音乐非常感兴趣的他申请到一家很不错的艺术学院，学习视觉艺术专业。他说：“我今年20岁了，长大了，经历了这些，读了很多书，人生还是要以自己的理想为中心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”

仍在彷徨中努力的他们

“我否定的是野蛮读经的方式，否认的是部分采取这种方式的学堂，而不是诵读经典本身。我既不想成为错误读经方法的牺牲品，也不想被利用为反经典的错误思想的工具”

记者辗转找到惟生的时候，正好是他焦头烂额的时候。这位曾经的读经少年，后来拿到了自考本科文凭，去大凉山地区支教了一段时间，今年报考上海一所985大学，却因为考研英语少了一分，不得不申请西部另一所985大学调剂。初步通过之后，他带着希望赶到当地办理手续，却被告知不符合调剂原则，失望而归。

记者查阅该校的研究生招生简章，里面明确规定，被调剂考生的学历获得形式须为“普通全日制”，也就意味着自考本科学历不在其认可范畴内。

在这些孩子重返体制内的升学道路上，类似的坎坷很多，神化、异化、妖魔化同时存在。惟生曾因揭露“老实大量读经”的问题而被媒体多次报道，但喧嚣过后，他发现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似乎从来没有被很好地传递出来。与此同时，他在回归自考的过程中，她又被一位激进的文化大师当面呵斥，以考研为目标是背叛私塾界的行为。

“我否定的是野蛮读经的方式，否认的是部分采取这种方式的学堂，而不是诵读经典本身。自考、考研诚然是个很俗的事情，却赋予了我选择的权利。我既不想成为错误读经方法的牺牲品，也不想被利用为反经典的错误思想的工具。”惟生说，随着时间流逝，所有这些“别人的看法”都会随风而去，留下的只有我自己奋斗出来的成果。

另一位女孩陈曦，20岁出头经历了7次转学，辗转四五个城市，但她至今仍然像以前一样，是传统文化坚定的热爱与拥护者。她正在积极准备自考，有时候在同济大学旁听，有时候去老师家里上课。不过，在与记者长谈后，最终她建议删除自己的故事，理由是在最近一次的媒体报道中把她的经历写得“过于骇人”。

“作为曾经的读经少年，我有第一人称的视角，也有义务说实话，但对我们这个群体的异化已经够多了。除去那些令人同情的经历，给选择常规道路的人带来一些优越感，让优秀传统文化和经典阅读的推广变得更难，人们真正又能关注到我们什么呢？所以，我个人的伤痛，还是不要上升到读经的问题上了。”陈曦说。

19岁的姚渡更加乐观一些，他2012年离开学校，6年多来背过经、习过武、练过字，坚定过也放弃过，如今在无锡一所国学专修学校继续学习。这里的课程不仅有传统文化，还有数学、英语。英语老师是同济大学的英语硕士，同时也在通读五经，练习书法。

姚渡说，他看见了读经班的问题，但并不否定学习经典的收获。“古人常说，书读百遍其义自现，这不是万能的，《诗经》可以，但到了《尚书》光靠文本根本读不懂，也就很难背下来，可是注疏和讲解在一些野蛮读经的学堂是被禁止的。即便如此，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我再回头看，包本背诵也不能全盘否定，无论方法多么野蛮，好处是你确实用短时间背诵下了大量经典，坏处是你没有任何在生活中实践、落实的渠道。只学习传统，不结合当下，不考虑未来，肯定不行。”

读经少年的未来往何处去？姚渡说他不知道，眼前的出路想过要自考，也想过当读经老师，还想过很多其他的可能性。“如果有了方向，我会全力以赴。”